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重要论述和深入学习四史的重要指示，即日起，本栏目拟聚焦“口述校史”系列专题，展陈历代上外人与党同行、与民共进的系列故事，回顾学校自创建以来的光辉历史和办学成就，以此激励所有上外人不忘初心，展望未来。

采访对象：杨希钺，上海外国语大学第四届校友。

采访组：周源源 张佳悦

访谈时间：2021年2月7日

访谈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

1.  建校初期，重视思想教育

采访组：杨老师您好，上外创建于1949年，您1952年来求学，是学校招收的第四届学员，因为学校刚创建不久，办学条件有限，教学设施相对比较简陋，能请您介绍下当时学校的办学情况吗？

杨希钺: 我们入校时学校还是上海俄文专修学校。1952年11月改成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我们这一届是第一次全国招生，大家是统考进来的，光俄文专业就有800个人，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建设需要俄文人才。

学校是从革大（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的基础上创建的，所以继承了部分革大的传统，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进行政治学习或是劳动。当时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即劳动创造世界，从革命人生观方面给我们进行一些思想教育。

除了政治学习外，每周日晚还会召开班会，进行自我批评以及讨论班级工作等等。这方面应该说是好的传统，因为我们这些人出生在旧社会，总归要受到各种旧思想的影响。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成长打下基础。另外，我们当时集体活动多，除了上课之外，课后还有一些自由活动，晚自习也要到教室的。当时因为男生宿舍还没造好，我们就住在宝山路。当时是有点军事化的味道，早上过来，晚上回去。

从专业学习来说，当时词汇课上请的教师都是苏联侨民，语法、翻译是由中国教师授课。我们这一届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等都还在探索中。因为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培养招生，据我了解不同班级采用了不同教材。我们大部分班用的是老院长姜椿芳编的《贺青读本》。其他班级有的用的是哈尔滨外专的教材，有的用的是人民大学的教材。还有一个班作为试点，是由教师自编教材。形式多种多样，是一个探索教学的过程。1954年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就有了比较统一的教材，编了一些会话课本。我们的课程设置方面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三年级要分班，少部分人是读师范班，大部分人是读翻译班。我就在工业翻译班，学了一些工业词汇。学校请苏联教师上大课，中国教师当助教，帮我们辅导。

当时50年代特别强调教师要管教、管学、管思想，教师不能单单是上课和课后辅导，还要管学生的思想。专业教师也像班主任一样，也要帮助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那时候教师们就住在附近，晚自修都会到班级里进行辅导答疑。

采访组：那个时候学校校园文化活动好像还挺丰富的，校史馆里面就展陈了一张50年代初俄专学生课后跳双人舞的照片，学校好像还有游泳池，您刚还提及学校会安排有一定的劳动实践等，可以看出当年学校就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杨希钺：对的，文艺活动方面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周末会放映俄文原版电影。有时候也会开舞会跳交谊舞。那时候男女同学人数都差不多，班里面把座椅推开就跳起来了。当时说因为外事工作需要，所以要学跳交谊舞。还有一些文艺演出基本上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学生排一些节目，大概一两年搞一次这样的大型文艺演出。

另外，苏联的大马戏团也来我们学校表演，我记得当时这场演出盛况空前。他们有全国巡演，因为我们学俄语的，所以也请他们来演出，时间好像是55年以后吧。

校园广播台当时发挥的作用比较大。一个是中文广播，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饭堂里面有喇叭广播校内外的新闻事件。另外一个是俄语广播，当时早上上课前跟晚自习前都有转播的，转播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俄语广播。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视，所以广播就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还有我们学校办的《实践校刊》，这个校刊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比较有帮助，上面还有一些关于我们前几届留苏学生的报道，主要介绍他们在苏联生活工作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为了提高大家的俄语专业水平，学校还组织开展过一段时间的“俄语通话运动”，这个学习有什么特点？

杨希钺：俄语通话运动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很隆重，动员大家要用俄语通话，因为我们当时全校都学俄语，学校没有开设其它语种，同学之间就尽量讲俄语。朱纯老师当时主持会议，号召并鼓励大家要讲俄语。但其实当时这个学习活动也是一阵冷一阵热，一些同学比较积极，没事也找人要讲俄语，或者找老师，主动跟老师一起去对话。有一些同学却比较消极。俄语通话运动的效果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能那么夸大，只是号召大家要尽量用俄语。

2.  教育改革，致力综合发展

采访组：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多样化了，所以学校里也进行了办学战略的转型，开设了一些复合型专业。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转型的？1987年，学校还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您有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当时会议召开是什么样的背景？

杨希钺：80年代开始教育改革，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大背景。我们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的外语教育怎么样跟上这个形势。学校加强对外开放交流，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活动更多了。这方面就需要复合型课程，增加一些选修课，后来逐步形成这些专业。我觉得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是走在前面的，这和学校领导有关系。当时的院长是王季愚，她当时就有一个设想，但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后来胡孟浩实现了王季愚校长的这个设想。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学校的改革就逐步地推开，从国际新闻开始，到国际经贸，外事管理、对外汉语等等。因为我们学校的一些教师有懂新闻、经贸和法律的人才。如果没有这个师资力量的话，改革是很难实现的。有师资力量的话办学就容易一些。后来就提出目标，要把我们外国语学院建设成为多科性的应用文科类外国语大学。1994年，学校正式改称外国语大学，因为前面这十几年工作积累的基础，学校才能会有这个规模和条件，这个是逐步积累起来的。

上外的政治学学科从8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1980年，学校有两个研究室，一个苏联问题研究室，还有一个阿拉伯文化研究室，也就是后来的中东研究所，这个已经涉及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的内容。这两个研究室就是实体单位。后来又设立了一些美国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等。当时学校就成立一个国际问题研究会，跟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挂钩。87年之前，上外国际问题研究会当时的秘书是陈兴耀，他负责具体的对外联系，后来加上窦晖老师和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由他们筹备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会议的成功举行离不开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支持，再加上我们的外语教育出版社也有这个实力，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当时应该有80多人加了这次会议，当时请到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总干事宦乡来做形势报告，影响力挺大的。后来很多人的发言中都经常提到1987年我们上外举行的这次会议，说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我知道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规模这么大的理论研讨会，所以参加研讨会的人的级别也比较高，除了宦乡，还有汪道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汪道涵曾经担任上海市市长，当时的职务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名誉总干事，他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并亲自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30年后，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了一次“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7年理事会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三十周年纪念会”。学校校庆70周年期间，我写了一篇《上外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就把这个会和《国际观察》以及《阿拉伯研究》这两本期刊写进文章中。我认为，这两本刊物和这个会议对我们的政治学科来说是有影响力的，是加分的。

3.  苏联研究三部曲

杨希钺：俄语系的苏联问题研究室是1979年下半年开始筹建，到1980年初正式成立的。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向西方国家开放，尽管当时重点是向西方国家开放，引进西方的信息设备，但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设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二是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外语学科也要有拓展，而不是仅仅限于语言文学。首先，要学好一门外语就要对国家的国情要有了解，因此需要拓展对所学语言国家的研究，这对于我们学好语言有帮助，再加上我们当时的俄语系因为招生不足，所以教师有多余的力量来研究苏联问题。当时的校领导王季愚大力支持我们成立研究室，强调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另外给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研究后要在社会上发出声音，不能关着门研究。

我们在1980年1月正式建立了研究室。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创办了《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刊号，在1980年3月出版了第一期。尽管第一期还不像样，政治方面比较少，教育方面比较多，只是编译了一些材料介绍苏联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但是有了这一步才有了后面的《苏联研究》和《苏联国际观察》。80年7月份，全国有一个苏联经济的讨论会，王季愚院长为我们争取到了入场名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与外界联系的门。

从80年到89年，杂志名为《苏联问题参考资料》，当时定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的文章水平还没有达到学术论文的标准，但是它作为参考资料就比较广泛了，翻译的、编译的、综述的，都可以。一开始报刊还是白皮封面，到了大概82或者83年有了彩色封面，后来逐步增加了学术性的文章，包括到过苏联的、或者在苏联使馆工作的校友以及新华社的、外交部的人员写的一些比较有内容的、大家感兴趣的文章。这个名字我们一直用到89年，就文章的内容来看是逐步地加强了学术内容的含量。90年到92年杂志改名为《苏联研究》。因为89年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后，我们刊登的内容也比较像样，那么就改成《苏联研究》了。这时候学术性文章逐步增加，一般的翻译文章基本没有了。我们本来是想要把这个名字用下去的，但是到了1991年底，苏联解体，所以苏联研究所也要改名了。92年上半年，我们就改成“国际问题研究所”了，但是杂志还来不及马上改，因为杂志要改还要走很多的程序，需要经过教育部主管部门的批准并且准备好稿源。《国际观察》不能只有苏联的文章，还需要其它稿件，就需要一个准备过程，所以到93年才开始用《国际观察》刊名。《苏联研究》这个名称实际用了三年。一开始我们讨论改名《世界观察》，报到教育部主管部门之后，他们经过考虑建议我们改成《国际观察》，叫我们重新再申报一遍。我们92年上半年才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所，征集完这个名字差不多已经半年过去了，这时候再打报告上去。我们要在92年的下半年9月底以前就拿到批文，才能到邮局去正式认定。如果没赶上，93年就出不来刊物。我们当时的常务副院长耿龙明，他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我是常务副所长，他正好到北京出差，他就去教育部的有关部门催，后来过两天批文就下来。我们赶到邮局去认定，后一年两月份刊物就能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的《国际观察》属于核心刊物，排名还是很靠前的。我们当时的刊物肯定和现在的《国际观察》不能比了，我们当时只有64页，它现在160页，而且文章一篇就是几万字。我们当时基本上五六千字一篇。学术质量上逐步提高，影响力也逐步扩大。《国际观察》和《阿拉伯研究》两个期刊提高了上外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力。

4.  珍惜机会，勇于创新突破

采访组：作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位老前辈，您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些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有哪些建议？

杨希钺：第一，我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打好扎实的基础。像我这样的人搞国际研究是半路出家，原来搞语言的，没有经过国际关系方面的专业训练。而现在的学生是能够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习，有科班的训练，条件很好的。另外，从学习的条件来说也是今非昔比，主要是现在的各方面条件好。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录音带，录音机，就是听广播、上课，条件比较简陋。现在的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要珍惜学习，打好基础，专业上能够精益求精。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有西方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论，他们发展在先，现在这方面的影响肯定是还在。要善于辨别，能够把握好这个方向。

第三，在继承国内外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还要有所创新突破。前人的东西我们要继承，好好学习，我们也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创新，能够为我们建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