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学校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始终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大力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培养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到新时代背景下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培养全球治理型人才，学校通过不断调整办学战略，实现了从单语种到多语种，从多语种到多学科，从多学科到“多语种+”的跨越式发展。
本栏目聚焦“建党百年与上外之路”专题，回顾和感受学校自创建以来的光辉历史和办学成就。以此作为“四史”学习的重要资料，激励全体上外人不忘初心，为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而努力奋斗！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非常重视外语教育。从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渔阳星火”，到延安时期的俄文大队和外国语学校，再到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秉持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见证着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本文将从党史发展的角度，从外语的“渔阳星火”、外语的真理传播以及外语的延安特色等三个方面，对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进行新探。
一、外语的“渔阳星火”
外语的“渔阳星火”是指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房里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陈独秀把《新青年》刊物带到了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外国语学社，开始了上海的“渔阳星火”。“渔阳星火”源于上海的老式弄堂——渔阳里。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分布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群，这里有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通常人称“渔阳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驻地，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
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团的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当时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担任共青团临时中央的第一任书记。1920年9月成立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兼任秘书），社址就是霞飞路渔阳里6号，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年一群救国心切的青春志士，在渔阳里集体挤板床，打地铺，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五六元，生活虽然简朴，但热情似火，信仰坚定。学社成立后，于9月20日登报招生【1】，学员多由各地革命团体推荐入学。设俄、英、法、日语班，由杨明斋、库兹湟佐娃、李达、李汉俊、李震瀛等人授课，以学习俄语为主。学社兼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和半公开活动场所。刘少奇同志于1920年10月进入外国语学社，任弼时、萧劲光等也很快前来参加学习。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翻译（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们的帮助下，这里筹建了图书室。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均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并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外国语学社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吸收了二十余名新团员。
二、外语的真理传播
外语的真理传播，主要是指早期共产党人陈望道先生【2】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留下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的佳话。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要精通德语、英语、日语这三门语言之一（《共产党宣言》有德、英、日三个版本）、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在邵力子的推荐下，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的早春，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请信件后，既意外，又感到兴奋，很快复信。不久后收到了翻译底本——英文版和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了译书，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了早已作为柴屋的老宅。简陋的屋内，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既当桌子用，又当床用。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花了数十天功夫才完成。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他的专心致志，留下了历史的经典一刻，即“真理的味道是甜的”一幕：一天，陈望道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却错蘸了墨汁，但是他浑然不觉，还说：“可甜了可甜了”。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将译毕的《共产党宣言》寄往上海。辗转出版的单行本很快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提起了三本书，榜首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共产党”一词才取代其他用法，开始深入人心。而时至今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仍不断被人们记起，影响无远弗届。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可能也是至今无法超越的【3】。
三、外语的延安特色
外语的延安特色，是指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办过的两所外国语学校【4】。延安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 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干部学校等。然而，当时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主持下,还开办了俄文学习班。有数十人参加学习,有两位老同志担任教师,自己编写讲义和读物,每周讲课两次,参加学习班的人学习情绪很高,收到较好的效果。后来因为筹备成立俄文队,所以俄文班也就停办了。第二所俄文学校是1941年在延安创建。抗日战争进入到高潮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就预见到外语人才,特别是俄语人才的需求，预见到要打败德、日、意法西斯,必须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在远东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同苏联人民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作战。但是我们的语言不通,需要懂俄语的干部作为桥梁,加强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联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1941年创办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不久又改为军事学院俄文科俄文大队,1942年更名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后独立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下设俄文系和英文系,培养目标是军事翻译和外交人才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这所学校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的。此外，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校合并的延安大学在开学不久也曾设立俄文系，但次年俄文系便撤销。正是因为没有现成的办学经验和教材、教法、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方法,才不受旧框框旧经验的束缚和影响。
俄文大队使用的教材 军委俄文学校使用的教材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门
从1941年建校到1945年日本投降,延安的外语教育经历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办学首先遇到的是教师和教材问题。俄语教师由军委组织部统一调集。他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苏联长期留学和工作过的老同志,有几名是从二十年代后期就在苏联留学的同志和几位在苏联长期学习和工作过的朝鲜、越南人。这批人是教学骨干和领导力量, 他们的俄语水平很高，语音语调标准。他们的教学效果好，能够经常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做到教学民主，师生合作。第二部分教师是在国内学习过俄语的干部，他们都在东北的旧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北的有关俄国人办的单位中工作过。他们的俄语水平较好，语法和汉语修养也不错。这两部分同志配合起来，分工协作，教材靠教师自己编写。从苏联往延安运送药品的飞机还可以带来苏联的《真理报》《文学报》《红星报》等, 但数量很少，一个班（约二三十人左右）还不到一份，只好轮着阅读。教师有时也从这些俄文报纸中选择一些较适合的短文和新闻报道用于教学。1943年以后，学校可以收到苏联的一些政治、军事和文学书刊。这样，选材和阅读的范围扩大了。后期有了一些俄、英文原版的影片，这在当时就是十分宝贵的有声资料了，可惜听懂的比例很小。总的看来，由于读物的缺乏，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泛读, 精读成为主要学习方式。因此学员也比较注意语法结构和规则、句子的构成和词汇的用法和分析, 这多少也受了翻译对比法的影响。学员们认为, 未来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文字的用处可能更大一些。
延安外国语学校使用的部分教材
总之，延安时期的外语教学法以直接法为主，注意启发式教学, 鼓励学员独立、主动地学习。由于延安遭到国民党的封锁，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国内外的图书资料看不到，不可能学到系统的背景知识，特别是有关目标语国家的历史、文化知识。延安的外语学校从无到有,从没有教学经验到创出一条办学的路子，都是教师和学员共同艰辛摸索和努力的结果。在学校学习过的人前后高达数百人，但有的人由于工作需要，中途退学, 调出工作的为数不少。由此可见，培养出有用的外语人才确属不易。延安外语学校办学过程中, 政治气氛浓厚, 政治理论课程较多, 思想工作容易开展。尽管延安时期的俄语教学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经验,但是由于当时艰难的客观条件, 师资和教材以及一些必要的读物局限性很大，在革命根据地能创办起这样一所专门性的外语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延安外国语学校所在地车桥沟
结语
中国外语教育萌发于建党初期的1920年，在上海渔阳里成立的“外国语学社”不仅吸引了当时不少进步青年，而且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中国共产党以外语为武器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早期中共党员陈望道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尝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甜味”。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外国语学校，从教学到管理，从教材到教法，都为建国后的外语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世伟业。
注释：
【1】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8日）头版曾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2】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3】本节部分内容参考《解放日报》2016年06月02日和《新民晚报》2017年11月12日相关报道。
【4】付克：延安时期的俄语教育，《中国俄语教学》1983（04）：3-7；
高歌、高志东：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74-76.
作者｜陈坚林（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