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对象：邱懋如，1944年2月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兼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上海市翻译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1987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工作者” 称号。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采访组：周源源 刘盈颖 裴海琦 张滺怡
· 访谈时间：2021年1月
· 访谈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行政楼
01 因缘际会 一生邂逅
采访组：邱老，听闻您中学时成绩非常好，曾经想去交大的您又是怎样和上外结缘的呢？
邱懋如：我念书比较早，高中毕业才十七岁。我从小属于全优学生。对于英语，当时我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没有特别的兴趣。那时我喜欢理工科。高考填志愿时，由于当时交大造船系很有名，我便想去试一试。
考完后，我却没收到通知。那时我都灰心了。后来通知来了，一看，是征求志愿到上外，如果愿意就来报到。我当时想，有大学读肯定比没有大学读好，所以就来了。当时通知我到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我既然来学了，就一定要把它学好，这是我们那时候人的一种习惯。
我是六一年进上外的，到今年（2021年）正好是六十周年。从十七岁开始，到现在七十七岁，总共六十年我都在上外，所以我这个人真的是以校为家的。
02 条件艰苦 无阻学成
采访组：和现在相比，您那时的外语学习各方面条件相对有限，但是大家的外语还学得很好，请问您觉得那时学习外语的窍门是什么呢？
邱懋如：当时条件确实很差。我毕业前两年，学校才开始有电视机。电视机被放在一个梯形教室，到周末才开放。学生去那边还要早点去占位置。我们用的录音机是那种很大的盘子。录音机用的是纸带，不是磁带，音质较差，去听录音就要等到录音室的机器空闲的时候。其他英语资料也很少，原版书也看不到，只有一些我们自己国内出版的外国名著简写本，我们泛读就用这些读本。
图书馆借书是用一个写了书名的盒子。想要找什么书，就拿上一张旁边的小白纸，把书名和书号抄下，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到里面书库去找。有时常常写了五本，结果一本也没有，就再写，再去。但是大家那时候心也很细，谁要是有借到一本比较好的，特别是原版书，整个宿舍甚至是整个班级，大家都一起传阅。那时候的外界干扰比较少，人的生活比较简朴，所以大家把时间全用在学习上。
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晨读。同学们每天早上在校园里找一个地方晨读，都放出声音来。另外一个很好的传统是，晚上六点吃完晚饭后，学校的大喇叭和教室里面的扩音箱就开始放英语的Radio Peking。我们每个人要么在操场听，要么在教室听，每天都听，像大家的必修课一样。
还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亮点，是我们的师资质量真的高。那时候的一些教师不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就是国内教会大学的，英语就是他们的日常用语。他们是真的具有职业精神的一群人。我们英语系那时有一个传统，翻译都是每周做一个篇章练习，做了以后老师改，收上去又改，改了以后根据同学们的问题再讲评，第二周再做一篇，就是这么一周一周做，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大家都习惯了。
还有颜棣生老教授，他改翻译很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改翻译作业会用符号进行批改，就是颜棣生老师发明的。他将翻译作业收上来，画好代表修改意见的符号后，再发还给学生让他们自己修改，随后收上来再改一遍。
我们也很注重基本功。那时候学语法，要学三轮。一年级学北外薄冰的语法书，二年级学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三年级学我系顾绍熹教授的理论语法教材。所以每个学生要学语法三年。到毕业的时候，大家的语法水平都很扎实了，写作文基本不会有语法错误。
03 学成归国 回馈母校
采访组：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大学教师也获得了很多出国培训的机会。您当时去过法国巴黎做翻译，后来又去了英国进修了翻译学，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又回到了上外继续任教？
邱懋如：我六五年一毕业，就留校做了教师。七九年我们重新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语成为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官方语言之一，所有官方文件都需翻成中文。教育部在上外委派两名翻译，一个英译汉，一个法译汉。我很荣幸作为英译汉的翻译，从七九年在那边工作了两年，直到八一年。
当然我们那时候是去过军营生活的，那时候外事纪律紧，出去一定要两人同行，不能单独跟外国人接触。当时学校也教育我们，一个要为国争光，一个要为校争光。我跟同行的束老师这方面概念很强。到了联合国里面，我们就代表中国；在同时派出的四个学校里，我们就代表上外。在联合国里面，像我们翻译被称为professional，翻译里面的分成p3、p2，我们一去就评上了p3。
八七年那一次出国真的不容易，我很感谢学校。我八六年开始做英语系主任，所以我在任上出国是学校特批的。我去到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师从当时世界著名的翻译学教授Susan Bassnett。胡孟浩校长也交给我一个任务：你回来要把翻译学带回我们上外。因为当时我们中国接触翻译理论的人很少，甚至外语学院都没有翻译学这门课。
为完成任务，我把他们图书馆里面所有的关于翻译学、翻译研究的书，不仅看了，还把里面的东西摘下来。比较完整的可以复印，但有些比较零碎的，或者我觉得一些论断很好的知识，就只能手抄了。最后我把这些资料都带回上外，所以胡院长真的是大智慧，在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了，这就是一个优势。
有时我会把自己个人的发展或者名利看得轻一点，更多的是一种感受的情怀，有感恩的一种责任。所以就回来了。
04 外语改革 亲历其中
采访组：外语类高校可能都会说自己跨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外语教育改革的第一步。我们注意到，一九八零年六月份，胡孟浩院长也提到过上外的外语教育要进行改革，一是英语二系，二是复合型专业。八三年时上外建立了国际新闻专业。您八六年的时候是英语系系主任，这时改革应该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我想您当时作为英语系的一个骨干教师或者是一个参与者，对这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这里想请您帮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过程。
邱懋如：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你单学外语有什么用？大家觉得外语就是工具。其实学外语跟我们语言文学专业是两回事。你真要把英语的语言和文学全部都拿下来，四年都不够。所以这是一个偏见。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对我们学校有影响，就是毕业分配。学校也有这样一个考虑：我们需要在外语学习的基础上另外找一个方向。
我们当时英语系本科、硕士教育以外，所有上外其他语种的第二外语，都是英语教学，相当于现在的国教。那时候我们派教师到各个系里面去给他们上二外英语，当时就干脆成立一个英语二系为这个需求服务。后来二系扩大了以后把中学教师的培训也放在这边。接着从当时成立国际新闻作为第一个复合型专业来说，八三年，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开始分方向，那时候基本上是英语语言文学的专业，但是给他们多一个方向，一个是新闻，另外一个是经贸。但是主要还是教英语。到最后才分出去成为一个新闻学院和对外经贸学院。
访谈过程
05 青年教师眼中的王季愚
采访组：我们最近和一些教师聊天时发现，很多人都不认识王季愚。但是很有必要把老校长的事迹和精神传承下来。今年（2021年）刚好是她逝世四十周年，老院长去世时，您还是一个青年的教师，请您从青年教师的角度，聊聊在您的印象当中，王院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邱懋如：王季愚院长1964年从黑龙江调到上外。作为一位九级干部，她可以说是那时上外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干部。她工作雷厉风行、实事求是，很有延安老干部的风范。
首先，王院长在工作上非常深入群众。比如说，她经常会去班级里听老师们上课。学生们因此对她非常崇拜，觉得院长没有一点架子。这对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大家因此都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
其次，王院长非常强调教学质量。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在大会上再三强调教学质量，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她认为，教学质量是学校的根本。
最后，王院长也非常懂得用人。六十年代，她敢于在英语系中创立试点班（即尖子班），将最富有才华的同学凑在一起，并派一位优秀教师进行教学，由此因材施教，让同学们得到更好的发展。创立试点班是要花费精力的，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会对此有不少议论，但王院长坚持将这件事做了下来。
对于试点班的教学，王院长选择的老师是一位修女。由于经常与外国人交流，她的一口英语十分漂亮。但在当时这位老师的身份十分惹人非议。但院长了解这位老师的英语水平和业务能力，认为她来教学可以让试点班的教学效果更好，便请她来上课。这样，便能够很好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06 青年教师心目中的胡院长
采访组：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在听一些老教授、老前辈们在聊到上外的历史的时候，非常有趣，而且特别想进一步去了解。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工作，但是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对此不了解、不关心。这些从前的老校长，仅仅只是我们有感情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做一下相关的工作。
邱懋如：我与胡院长接触比较多，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胡院长有大局观。大家也知道，最早的时候我们上外就是俄语，我们以前是俄文专科学校变过来的，当时全国的重点学科开始只有俄语。后来我们的英语越来越发展，当时胡校长很明确我们英语也要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当时他就是要把上外办成全国一流的外语大学。我觉得这对在他手下工作的我们来说，既感到有压力，但也是动力。有这样一个校长，我们才有斗志。
另外，胡院长还有一点，就是开创精神。当时要设立一个其他的专业方向，甚至到最后能真正成立一个学院，都需要气魄。另外因为传统，学生学英语时间也不见得多，为什么要再去搞另一个，如果两个都搞不好，不是得不偿失嘛？他就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往的成就。大家都说英语系是我们上外的一个“老母鸡”，从英语系延伸出去的有经贸、新闻还有现在的法学院、国教学院、留学生部和预备部。从这一点来说，胡院长功不可没。我们上外本来就很好，但他还是不停的要开创。
我觉得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开放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英语系最早请两个外籍教师来培训青年教师。他们在上海很有名，其中一个是Jock，他是新西兰的华裔专家。我做了系主任以后，Jock的哥哥Jack，他是新加坡人。那时候Jack告诉他弟弟，他要到中国访问，Jack老师就向他介绍上外英语系，所以我就这样和他们建立了友谊。
当时全国都没有几台电脑。Jock说我们有一个基金会，给你们上外捐一些钱怎么样？当时我就大胆和他说，你看外面电脑都开始普及了，但是现在中国大学里面还很少，所以我们不要捐款，你就送我们一些电脑，数量要大一点，能够开一个班的，我们就搞一个电脑教室。我把这个设想汇报给胡院长，他非常支持。
当时人家都说，跟外国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胡院长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甚至于他自己出面接待他们，跟他们讲我们上外的发展情况。钱可能只能影响一个人，几个人，但是你教育搞好了，它影响一代人。他这么做工作， 后来他们答应给二百台。我们的第一个电脑教室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从此以后上外毕业的人都会使用电脑，出去多光荣，竞争力也强多了。
还有就是他对师资的培养和建设很重视。当时除了引进外教，还会派老师出去进修，胡院长做了很多工作。你做外语老师，如果没有国外经历的话，我觉得是不完美的。做一个外语老师，你的语言完全是从书本上面学的，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没用的。所以胡院长也尽量为外语教师创造条件。
他自己就是苏联回来的副博士，所以他懂得要尊重专家，爱惜人才。刚才说的复合型专业，薛蕃康是真的各方面都可以作为我的榜样，我对他很崇拜很尊敬。钱维藩大家也知道，解放前在报纸行业的人一般比较自由，但胡院长说人家有这方面的才能，你现在问其他人，谁懂？没人懂，他懂，那就让他来。这两个专业后来也引进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邱懋如和采访团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