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龄，男，1939年生，中共党员，西班牙语教授。1958年由上海第一师范学院转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0年提前毕业留校担任英语教师。1962年赴古巴哈瓦那大学学习西班牙语，1965年回国后任上外西班牙语教师。1979年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和伊比利亚美洲合作学院进修。历任上外西班牙语系副主任、主任，上外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馆长。1995年起担任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国高校分配中心主任，直至2010年。曾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研究，担任西语高年级和教师进修班的教学工作，并指导研究生。撰有《西班牙语指小词探讨》、《美洲西班牙语及其特点》、《西班牙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文学奖与西班牙文学》等论文。主编《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和《现代派文学词典》的西语国家条目，编写《自学西班牙语语音》，参与编写《国外工具书指南》、《青年文学手册》等。
采访组：施老师您好，1958年当时高教部对全国外语院系进行调整，您和其他174名同学以及23名老师由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集体转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您还记得当年具体的情形么？
施永龄：1956年，上海有两个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是文科类，共有英语、历史和中文系。第二师范学院是理科类，1955年夏这两所师范学院合并成为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当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除了俄语专业，已开始筹备开设英语、德语和法语三个专业，学校也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这几个专业1957年开始招生，不过并没有对外招生，而是本校俄语专业的一部分学生转为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比如郑积耀就改行学习德语。
我于1957年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很快，上海第一和第二师范学院就合并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并入新的上海师范学院，而英语系全体学生和部分老师并入上外，所以1958年我就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简称上外，下同）学习。当时第一师范学院共9个班级转到上外（我们年级4个班，高一届的5个班），上外原来英语系也有一个英语班，已升入二年级学习课程。我们转过来后，他们便被分别编到不同班级，我班也从原来的20人增加到24人。
1958年，当时学校俄语系规模最大，除本科还有一个两年制的专修科，也有将近800多名学生，其他系规模很小，比如德法系，我们加入之后，英语系的规模就大一些了。
采访组：您1960年提前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主要教授哪些课程？当时的教学有哪些特点？
施永龄：在上外读书时，我就很喜欢看书，那时大概每周都要看一本英语书。当时外语资料有限，唯一了解、掌握和学习英语的渠道就是看书。因为课堂学习的内容我基本当天就能掌握，所以空余时间相对充裕。看书对我熟悉语言，掌握语言有很大帮助，比如积累词汇和熟悉语感等。大三时我所在班的英语课，由外教王珍珠任教。她完全是英式发音，对我们要求也比较高。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身体不太舒服，考试没上九十分，她还因此教育了我。
我本来是1961届毕业生，但1960年提前一年毕业了。当时原本比我高一届的同学有两名留校，因英语系不断扩招，教师仍不够用，所以学校就从我们年级抽调6人提前毕业留校，边学习边工作。学校还专门开设教师进修班，请英语系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授课，如凌达杨老师。他早年到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一直担任英语教授，当时已经60多岁了。还请了很有名的翻译家陆殿扬，他原来是西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除了提高英语语言水平，我们中有人选择从语音、语法、翻译等方向发展，我主要学一些文学作品。当时学校开设的英语课程比较少，低年级主要是精读课与泛读课，进修之余，我上了一年泛读课。
采访组：作为一名在职的英语教师，当得知自己要被派往古巴学习西班牙语，意味着又要去异国他乡重新学习一门新语言，您当时有哪些顾虑？怎么一一克服的？在古巴的学习给您留下哪些难忘的回忆？
施永龄：1960年，上外开设了西班牙语专业，学校聘请毕业于北外的张绪华担任西语教师，一共招了10人，西班牙语专业当时归属俄语系。那时，上海西语人才稀缺，张绪华老师有时被派出做西语翻译。这个班级因此不得已而停课。
1961年6月，学校把一个去英国学习的名额分配给我。系里考虑到即将出国，系里就安排我去教第二外语，所以我在法语专业教了半年第二外语。可能当时教育部跟英国的合作协议出现问题。刚好国家需要一批人学西班牙语。学校人事处通知我要派我去古巴学习西班牙语，当时想法很简单，都是无条件服从组织的需要，我也因此从英语改行到西班牙语。
采访组：1965年8月底，您提前半年回国，回来以后就直接到上外西语系担任教师，当时教学资源非常缺乏，您和西语系的其他老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施永龄： 和我一起前往古巴的共有18人，大部分来自北京，有的已是大学西语专业毕业工作多年的；一部分是大四在读的北外西语专业学生。此外，还有一部分从没学过西语，但此前学俄语、法语以及学英语的，都是从各单位抽调，可能是考虑到他们有第一外语基础，学起来会比较快一点。我们当中有西语基础的较好7人直接进入大学哈瓦那学习，我和剩下的总共11名同学就集中住在一起，当时是一个古巴人给我们上西语课，一年以后我们也进入大学学习，和古巴大学生一块上课，同住在一幢楼里。我在古巴学习了三年半，其中近半年被使馆借去当翻译。还接待了前往古巴参加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为代表团一位副团长和梁思成会议期间的活动做翻译。因不是代表团成员，晚上我就睡在他们居住大套间客厅的地毯上。
1965年8月底，因为学校急缺西语老师，我被使馆安排接待完访问古巴的中国排球代表团之后，和他们一起回国。回校后，西语系当时没有四年级，只有三年级，这个班级10名同学均是来自北外附中西班牙语班的女生，当时她们还在校外搞四清运动，学校里只有一、二年级，基本都是外教在教课，我回来后跟来自智利的老太太边学习边开设泛读课。到1966年初，西语系共有五个二年级班级，其中四个班都是外国人教，我自己独立教一个班，所以每星期课比较多，差不多要上16节课。
采访组：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您先后担任过西语系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馆长，您是怎么平衡教学和行政这两者的关系的？
施永龄：说心里话，作为老师，我很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教授给学生。所以我老想教书。1979年，我第二次出国，前往西班牙进修两年。当时叫“二进宫”，这个机会在当时是比较少的。作为最早去西班牙的进修生，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收获很大。我看了很多书，当时发的奖学金基本上就被我用来买书，也因此跟书店老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后来每次去购买还会得到七五折优惠。这些书对我后来的教学，包括带研究生都很有帮助。我一般会挑选购买一些比较有用处的书或者经得住考验的书，比如字典语言类工具书，另外，因为我是搞西班牙文学的，所以还买了一些西班牙名著和各个文学发展期间的代表作。我去古巴留学时，去的时候带了一箱子，回来的时候还是这个箱子。回国前使馆帮我打了一个大木箱，把我在古巴购买的七八十公斤书籍，通过外交渠道从哈瓦那托运至北京我同学家，回国后才运回上海。去年，我把多年里国外购买的480多本原版图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因为我放到家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看，现在年纪大了，也看不多了，放到图书馆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都很有价值，从西班牙最早的文学作品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作品等，还包括多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西班牙和拉美作家的代表作。
1981年夏，西语系和俄语系分离。那时距离我回国期限还有一两个月，我恰好通过西班牙皇家学院一位院士申请到另外一个奖学金，到西班牙一个海边城市度假和学习。学校通过教育部函驻西班牙使馆要我能早日回国，我便提前回校工作，回来后学校安排我担任西语系代系主任一职，1983年，经选举，我开始正式担任西语系系主任。当时，我主要开设《西班牙文学》和《西班牙文学选读》两门课，因为没有教材，我还编了一本油印教材。1985年，学校又让我去担任教务处副处长。1986年初，学校又调我去担任研究生部主任，我当时更想回西语系单纯做专业教师，学校还因此派时任副院长侯维瑞做我思想工作。当时，教育部对正规研究生招生规模控制很严，我们当时就通过招收两年制的英语研究生班，这个班的学员虽然毕业后没有学位，但也培养了不少人才。那时学校就只有俄语、英语、德语，法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五个硕士点。后来陆续申请到了西班牙、阿拉伯语硕士点。西班牙语研究生1988年开始招生。那一年我带了两个西班牙语研究生。我在研究生部工作到1991年，共五年多时间。
采访组：您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您是怎么克服的？您在担任图书馆馆长后还兼任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国高校分配中心主任，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什么的吗？
施永龄：1991年秋，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西班牙，为时半年时间。按照当时规定，离岗半年或以上就自动免去担任的行政职务。行前我再次向学校领导表示希望回系当一名专职教师。1992年回国后，学校安排我担任图书馆馆长，考虑到我懂英语，还让我兼任教育部设在我校的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中国高校分配中心主任。这是教育部和美国亚洲基金会的一个合作项目，由美方无偿向中国高校赠送原版英语图书，最早以旧书居多，后陆续赠送的多为新书，高峰时每年达是个集装箱，十万多册图书。当时中国刚刚开放，要跟国外接轨需要通过书籍了解国外各行各业的情况，而各高校购买原版图书的外汇十分紧缺。因此，这些书就非常受各地高校欢迎，上外也因此留了很多高质量书籍。校内有些院系，如经贸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教师也来分配中心为他们的资料室挑选书籍，比如张祖忻老师挑选了很多原版图书作为传播学专业的教材。有时一本不起眼的书可能会出人意料的结果，例如我获悉学校有开设希伯来语专业的设想，就留下来了几十本希伯来语英语字典，几年后在该专业成立典礼上，每位学生都获赠到一本希伯来语英语字典，这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2003年，我退休后还一直在图书馆的分配中心工作到2010年。考虑到年事已高，在得到学校同意后，我就同教育部以及美国亚洲基金会在北京办事处商谈了一次，我不再负责该项工作后，上外的亚基会赠书任务也由此转移到了北京。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针对西语毕业生过剩的问题，您提出“主修西班牙语，辅修英语”的双语教学改革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针对新时代外语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您有哪些建议？
施永龄：因为前些时间国内西班牙语专业开设点增多，招生人数增加较快，学生毕业后，改行的很多，造成一些人才浪费。文革期间，我们每年招4个班，3年就招了12个班，培养的人才数量超出了社会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前期培养的西班牙语人才还没消化掉。基于这一情况，教育部1983年外语处在上外组织召开会议，指出要紧缩西班牙语学生的招收规模，不同单位根据情况减少或停止招生。上外当时只让两年招一个班，共招20人。考虑到两年招20人会出现断层，学校就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最后是每年招一个小班，每班10人。我们当时也想办法给学生找出路，让学校培养的人才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加快，但整体上用英语较多，涉及西语国家的贸易无疑离不开西班牙语，假如学生能同时掌握英语和西语两个语种，可以发挥他的西语优势，这种人才应该受用人单位欢迎，能够准确无误地把与西语国家和地区相关的贸易工作做好，其他时间他还可以用英语来进行工作，这样的人才相对来说会更受欢迎。基于此，我就提出主修西班牙语，辅修英语的想法。招生时只招中学学习英语的学生，课程设置上，略微减少西班牙语课课时并适当增加英语课课时，确保学生西班牙语保持本科毕业水平，英语要求达到专科毕业水平。从改革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情况来看，他们基本达到这个标准。
我已脱离教育工作好多年了，所以你要求我提外语人才的培养建议，可能会不一定适用。从外语学习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国外相关的研究是必不可缺的，要对所学语言的国家有所了解。比如说，我很早就想成立拉丁美洲研究室，遗憾的是一直没成立起来。最早还是70年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有过关于拉美方面的研究，我们还邀请他们一个姓方的老师来做过讲座，但他们那里的资料都是二手资料，他们懂英语，但是不懂西班牙语，有时候经过几次翻译就会出现歧义。我们现在的国际研究要对这些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个很重要。学生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掌握，但应该有某方面的专长。除了精通语言，他们还应该能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见解，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向国际问题研究方向发展，和他们相比，上外的学生在语言上是更具有优势的。
采访组：请问施教授对我们现在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有什么样的希望，你最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施永龄：我跟现在的学生年龄相差实在太大了，社会环境也相差很多。所以要我给他们一些忠告的话，我觉得很难。但我觉得假如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学校培养的人都是能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毕业后都能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学生毕业以后要为社会服务，为我们国家服务，从这一点来看，学校的德育工作是很重要的。
采访组：从您作为老教授的角度来看，青年学生要不要了解学校历史？他们生活在现代，那些历史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施永龄：我们希望学生出校门后能够为自己是上外的毕业生而感到自豪，这样他才会珍惜在学校度过的几年时间，才能够想到学校、想到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想到老师对他们关心等等。这样的话他们一定能够更好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要树立学生对学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