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自2019年12月开馆以来，一直秉持“语汇世界，言聚全球”（Words, Worlds）的立馆理念，致力于彰显世界语言多样性，汇聚全球知识。为全面开展人文交流、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即日起，本栏目拟推出“藏品博览”专题，聚焦世界语言博物馆展品，陆续推出馆藏科普系列文章，以展陈世界语言多元面貌，向全球公众讲述世界语言文字故事。
01 上外馆藏：《诗经》德语全译本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奠定了中国文学的诗歌传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诗经》被译介到多国。在德语全译本中，十九世纪德国汉学家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的译本影响力最大。该译本直接依据中文原文翻译，书名为Schi-king: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
图1 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藏有该译本的1880年德国海德堡首版，此书与《诗经》的清代刻本一同展出，以彰显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02 《诗经》德语全译本的前世今生
19 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文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 世纪诞生了多个《诗经》德语全译本，这对德国文学、德国汉学乃至整个国际汉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33 年，德国著名诗人、 翻译家、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 • 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以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的拉丁文译本为母本，率先将《诗经》完整地译成了德语。该译本在当时收获了许多赞美，并对德国的文学、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译者在该译本中自由创作的成分较多，未能展现《诗经》的真实面貌。
1844 年，约翰 • 克拉默尔（Johann Cramer）推出了一个所谓的新译本。虽然他也声称依据的是孙璋的拉丁文译本，却被认为是对吕克特译本的抄袭。这一译本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
1864 年，语言学家冯 • 嘎伯伦茨（H. C. von Gabeletz）将 17 世纪完成的《诗经》满文译本转译成了德语。但该译本由于过于强调字字对译，反而使诗歌语言、内容和风格的整体准确性上大打了折扣。
直至 1880 年，汉学家维克多 • 冯 • 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推出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19 世纪唯一以中文原文为母本的德文《诗经》全译本。该译本在题旨解读等方面的准确性远胜于同时期的其他译本，翻译过程中还兼顾了德语读者的诗艺传统，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不乏创造性的翻译，堪称西译儒经史上的璀璨明珠。施特劳斯本人对《诗经》评价极高，认为从其诞生的年代及作品的声望看，只有圣经旧约的《诗篇》卷以及印度的《梨俱吠陀》可与之比肩。《诗经》根植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大众的理解和感受，体现出了跨越种族、跨越时间的人类共性。施特劳斯的译作将古老东方的璀璨文明再一次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使当时的德国读者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古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03 《诗经》德语全译本的文化价值
作为第一个以中文原文为母本的德文《诗经》全译本，施特劳斯躬身自居于中华文学传统之中，耗时七年完成了《诗经》的徳译本，使得这部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得以在西方世界绽放光彩。施特劳斯还于1870年翻译出版了另一部中国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他也是《道德经》德译第一人。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施特劳斯的《诗经》译本向欧洲读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国家政体、宗教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概貌，具有极高的文化和史料价值。当然译本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宗教文化方面的误读，但在中国形象急转直下的 19 世纪欧洲，《诗经》的翻译丰富了德国乃至欧洲读者对古代中国的全方位认识，满足了当时社会对远东古老帝国的好奇心，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以及国际汉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孟珺捷.《诗经》施特劳斯译本的翻译策略及文化价值[J].外国语文研究,2022,8(02):62-71.DOI:10.16651/j.cnki.fllr.2022.0024.
图片来源：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iktor_von_Strauß_und_Tor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