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自2019年12月开馆以来,一直秉持“语汇世界 言聚全球”(Words,Worlds)的立馆理念,致力于彰显世界语言多样性,汇聚全球知识。为全面开展人文交流、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即日起,本栏目拟推出“藏品博览”专题,聚焦世界语言博物馆展品,陆续推送馆藏科普系列文章,以展陈世界语言多元面貌,向全球公众讲述世界语言文字故事。
展品坐标
漫步在上外世界语言博物馆的第二展厅“记,书写世界”展区,时常会与转角处的两幅拓片擦肩而过。如果驻足细细端详,不难发现在这篇正楷的碑铭正文下方,还刻画着许多难以辨识的文字。通过右侧的介绍可知,这块石碑的汉语名字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英语名字却是“Nestorian Stele, or Xi’an Stele”。这些文字记录的是哪一种语言?“大秦”指的是哪里?“Nestorian”又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大秦”是古代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敬称,而“景教”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的称谓。
斯托利(Nestorius,c.386-450)原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因其“基督二性论”的神学主张与其他教派不同,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受到排挤,其拥护者转而向东方发展,被称作“亚述教会”并向周围地区传教。公元635年,聂斯托利派的传教使团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隆重接待,被获准在藏书楼翻译《圣经》,并将教名定为“景教”,取其“光明”之意。在公元781年,即景教传入中国150年后,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京师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内设立此碑,用以讲述景教在大唐的流布事迹,并传达其教规、教义。通过阅读汉语碑文不难发现,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概念,贴近当时唐朝人的思维。例如对《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教堂叫作“伽蓝”(或“寺”)、教士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上帝耶和华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术语,以“天尊”称之;圣灵则以叙利亚文音译,叫作“卢诃宁俱沙”;耶稣则以弥赛亚的称号,唤作“皇子弥施诃”。
此外,汉语碑文下方所见的文字其实是古典叙利亚文,记载的是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与大家熟悉的拉丁字母不同,叙利亚字母的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且字母表中的22个字母都是辅音,元音则可以用字母上下加附标符号来表示或读者依据上、下文语法在内心添加。碑文上使用的叙利亚文字体称为福音体( Estrangela ),是最早的叙利亚文字体,后来随着教会分裂,又衍生出东部和西部两种字体。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法,叙利亚语是亚非语系(旧称闪-含语系)闪语族中闪语支西北闪语次支阿拉姆迦南语组阿拉姆次组,由阿拉姆语埃德萨方言发展而来。在亚非语系涵盖的250余种语言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的阿拉伯语。也许我们很难把现在的叙利亚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但在古代近东地区,由于其前身阿拉米语的通用语地位,叙利亚语成为了早期基督教向外传播的重要工具,其地位甚至与希腊语和拉丁语不相上下。之前我们介绍了聂斯托利派传教的机构“亚述教会”,其实“叙利亚(Syria)”一词本身就是从“亚述(Assyria)”中派生而来的,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上对“景僧”叙利亚语名字的翻译也有不少有趣之处。例如《圣经》中常见的名字“约翰”在碑上的译名是“曜轮”,而“保罗”则被译为“宝灵”,与普通中国人的名字相差无几。这种音义结合的翻译方式也从侧面印证出当时,外来宗教积极融入主流文化的态度。与此同时,在上外世界语言博物馆中还有另一件藏品也与这种古老的语言息息相关——古典叙利亚语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名。这件作品由一位叙利亚语母语者——美国德克萨斯贝勒大学Abdul-Massih Saadi老师应邀特地为上外翻译的,现陈列于“记,书写世界”展厅“字母文字体系”展区。
除了承载着独特的史料价值之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有着突出的艺术价值。从碑首的螭龙、宝珠,到额题上方的莲花十字、百合、祥云等图案,无不展现出中国文化、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等诸元素融合的魅力。正是由于它在中国与其他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丹麦探险家傅里茨·何乐模(Frits Holm)曾将其与罗塞塔石碑、米沙石碑和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并列,称为“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
在2020年播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第3季》中,我们也能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熟悉的身影。它如同一枚磁石,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见证了那个“发光的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