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博览
走进语言谱系树
编者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自2019年12月开馆以来，一直秉持“语汇世界，言聚全球”(Words, Worlds)的立馆理念，致力于彰显世界语言多样性，汇聚全球知识。为全面开展人文交流、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本栏目推出“藏品博览”专题，陆续推送以世界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科普介绍，展陈世界语言多元面貌，讲述世界语言文字故事。
展品坐标：上外世界语言博物馆“说，沟通世界”展厅
01
引入
“英语是一门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起源于英国英格兰地区的语言”（维基百科）。对于任何一门语言，我们都会听到类似的描述。我们会谈起这门语言的地理分布和使用人口。我们也会说到这门语言的构成元素，即音系词汇语法的特征。我们也经常会提及这门语言的谱系从属。的确，了解一门语言的谱系从属，可以告诉我们该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演化路径以及该语言和地理与人口迁徙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目前存在着7000多种林林总总的人类自然语言（Ethnologue）。这些语言相互之间显然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我们目前就在用谱系从属的思路尝试厘清其中不同语言间的亲缘关系。这种用家庭族谱来类比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思路，就是谱系树模型的基本思路。
谱系树模型（tree model, 德语：Stammbaum Theorie）自1853年被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推广以来，已经成为了历史语言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之一，也成为了我们直到今天认识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主流模型。
图1. 欧洲的语言谱系分布
这样一个模型并不是语言学家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此外，虽然该模型从未被彻底否定，谱系树模型的有效性一直以来在语言学界内部也存在争议。本文将会简要地对谱系树模型的前世今生进行介绍。希望通过本文的说明，你也会对我们认识人类语言间关系的这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模型有更深的理解。
02
谱系树的起源和发展
1.从“巴别塔”说起
相信每一个上外的学生都听说过源于《圣经·创世记》的巴别塔的故事。在大洪水之后，人类的后代集结在一起，准备建造一座巨大的高塔直通天空，以使他们能够在塔顶上建造一座高到能接近上帝的城市。然而，上帝认为这是傲慢的人类在妄图挑战他的权威，便让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以至于彼此之间无法理解与沟通。因此，人类被迫放弃建造巴别塔，并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了不同的民族，说起了无法互相交流的语言。
图2. 勃鲁盖尔画中的巴别塔
巴别塔的故事是《圣经·旧约》中对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宗教解释。在现代看来，这一故事似乎有些荒诞，但不知道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隐藏在“巴别塔”中的重要前提。没错，巴别塔的故事体现了语言分化的概念。巴别塔的故事认为人类的不同语言是从一门祖先语言中分化而来的。而这也正是下文将会提到的谱系树模型的重要原理之一。对于刚刚经过中世纪、深受基督教思想洗礼的欧洲，巴别塔的故事也为其后欧洲学者对于语言的研究打上了“存在一种最初的语言，其他语言都是从这种语言演变而来”这样的思想的烙印。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或称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公元430）是有记录的最早对家族谱系和语言谱系做出类比的神学家。他的神学成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对西方教会的影响颇深。他在对旧约的研究中假设，诺亚（Noah）后代的每一个人都建立了一个国家，而每一个国家都被赋予了自己的语言：亚述人的语言属于亚述（Assur），希伯来语属于希伯（Heber），以此类推。他一共确定了72个国家、72位创始人和72门语言。巴别塔的混乱和分散的故事发生在希伯的儿子、闪（Shem）和诺亚的后裔佩勒格（Peleg）的时代。同时，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与其后的语言研究者十分类似的假设，即希伯家族“保留了这种被认为是人类共同语言的语言……因此被称为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成为了最初的语言——上帝将人类语言混乱之前的语言，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语言，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都是从希伯来语中，与家族谱系的分化同时分化而来的。
2.航海大发现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 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奥古斯丁的假设一直未曾受到大的质疑和挑战。在此期间，由于宗教教义已经表明所有语言具有单一的起源——“希伯来范式”，而语言分化被描述为一个突然的腐化过程，历史语言的研究者们大多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推测性的词源学研究，试图表明所有语言都至少继承了一些希伯来语的词汇。 新航路的开辟和航海大发现给这一范式敲响了丧钟。随着欧洲人对远东以及新世界语言接触与了解的深入，新语言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奥古斯丁所计算的72种。引美洲土著语言为例，英国博学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提出“最初的语言混乱只影响到了在巴别塔工程中出现在示拿尔（圣经中巴别塔的建造地点）的人们……”，而“在山脚下，在方舟停泊的地方……他们的原始语言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支到欧洲和亚洲的几个部分……”的假设。在布朗看来，比希伯来语更早的原始语言的简化可以解释语言之间的差异，例如古代的汉语；而其他语言是通过“混乱、混合和腐化”从它演变而来的。由此，希伯来语作为最原始语言的假设也就不成立了。 布朗依旧没有跳出宗教的框架，但他开始了对巴别塔故事中的灾变论（catastrophism）史观的质疑，首次设想出了语言逐渐演变的进化论（gradualism或evolutionism）的可能，并且提出了谱系树分支结构的萌芽。语言研究者们从此将巴别塔的故事搁置在一旁，踏上了一条语言寻根之路。欧洲所有语言学家开始寻找所谓的“伊甸园之语（lingua prima，最初的语言）”。这种神秘的语言被赋予了“纯净”和“无污染”的光环，而这些特质则是寻找目标语言的标准。 随着“巴别塔”的轰然倒塌，远行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为了方便传教，开始调查、记录和学习当地的语言。欧洲殖民者在得到了众多语言数据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语言标本的搜集和比较词汇词典的编写。从大量的语言数据中寻找相似之处以找到古老纯净的原始语言的任务终究不是一无所获的，因为梵语引起了欧洲的语言研究者们的注意。 早在16世纪，英国传教士托马斯·史蒂芬斯（Thomas Stephens）以及意大利商人菲利波·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就已经注意到了梵语和拉丁语的相似之处。但直到英国语文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于1784年创立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并在1786年的学会三周年演讲中提出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并且它们可能还与哥特语、凯尔特语以及波斯语相关联，才将谱系树模型的逻辑和语言比较研究相结合。琼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语言有共同祖先的学者，他对语言的亲属关系判断也有不少失误（如他将古埃及语、日语和汉语也纳入了印欧语言的框架），且仍未摆脱《圣经》的框架，但由于其影响深远，他在亚洲学会的贡献一度被认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端。
3.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进入19世纪，人类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现代的语言学也逐渐初步成型，在当时主要体现为语文学家们对语言开展的历史比较研究。其中，德国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在《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1808)中首先提出了比较语法的概念。他反对梵语和欧洲语言间相似是由于借用或仿造的观点，而是以梵语为祖先语，认为欧洲人源自印度。施莱格尔还认为，以多门语言内部内在结构、形态和语法规则上的比较，可以给语言学家带来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知识，而他的比较语法也成为了历史比较法的基础。
虽然琼斯没有给他假设的“共同源语言”命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想法，但当时的语言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在对约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和约翰·塞弗林·瓦特（Johann Severin Vater）所著《米特里达梯，或普通语言学》的评论（1813—1814）中，首次提出了众多印欧学者所假设的作为印欧诸语原始语的“印欧语（Indo-European）”这一概念。而这也是该词的在语言学意义上首次使用。杨的“印欧语”这一名称，仅是当时诸多提议和构拟尝试中的一个（如在德语世界还存在Indo-Germanisch，印度-日耳曼语）。这正式标志着寻找印欧诸语的祖先语成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问题，而随着语言学家对找到圣经中原初语言的希望逐渐破灭，他们转而重视共同印欧语的概念，认为它是由在欧亚大陆平原上的游牧部落所使用。不过，尽管他们充分论证了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可以推断出这种语言，但这一结论的得出确实和先前语言研究者们对“伊甸园之语”的不懈追求紧密相关。
其后，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推广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模型（施莱歇尔称之为Stammbaum），在其中他有意用枝的长度表示语言分化之后经过的时间，并首次将构拟付诸实践，用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写作了一个叫做《山羊和马》的寓言故事。施莱歇尔将语言谱系树和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生物演化树相类比，但这两个模型分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演化生物学两个学科独立发展出来的，而这或许也体现了人类语言和物种在演化上的相似性。至此，谱系树模型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成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模型。
图3. 施莱歇尔的印欧语系谱系树
（注：图中的⟨ſ⟩现写作⟨s⟩。“indogermaniſche urſprache”即为“原始印欧语”的德语说法。）
施莱歇尔将原始印欧语首先分成两支，“ſlawodeutſch（斯拉夫-日耳曼）”和“ariograecoitalokeltiſch（雅利安-希腊-意大利亚-凯尔特）”；从斯拉夫日耳曼支中又分出日耳曼支——德语的祖先语，以及“ſlawolitauiſch（斯拉夫立陶宛）”——诸斯拉夫语以及立陶宛语的祖先语；而从雅利安-希腊-意大利亚-凯尔特支中“ariſch（雅利安语）”首先分化出去并成为了印度-伊朗语族的祖先语，之后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分离，最后凯尔特语族和意大利亚语族分家。施莱歇尔正确地认识到了很多印欧语系内部语族之间的亲属远近关系，如意大利亚语族和凯尔特比较接近，但他在命名、结构和分支上也犯了很多错误，他的谱系树和今天的印欧语系谱系树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3
谱系树模型的基本原理
共同祖先和分支演化 谱系树模型假设后代语言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语言，并且通过分支演化形成了多种语言。在这个模型中，共同祖先语言被称为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s），而各个后代语言则通过演化和分化产生。如果假设祖先语言不唯一，将导致无法建立清晰的分支关系，因为多个祖先意味着存在交叉和混合的演化路径，使得语言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模糊，不再有明确的起源和发展路线可循，谱系树也就将难以画出。
谱系树的层级结构
和生物分类学将生物进化树上的单位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类似，谱系树模型上的语言也一般可以分为“语系”“语族”“语支”“语言（语种）”等层级。但谱系树的层级并不像生物分类那么具有明确定义的决定因素。谱系树模型上的每个层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语言之间的演化和发展关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语中谱系树层级的概念并不是十分严格，语系、语族等都可以笼统地称为“languages”，而语系一般称为“language family”，语族可以称为“branches（分支）”，语支可以称为“sub-branches（亚分支）”，这或许是因为印欧语系的分类整体比较清晰所导致的。汉语中对谱系树层级的称呼从语系语族语支从大到小的顺序是比较明确的，但也经常能看到有人错误地使用“语系”一词，滥用“语系”指代“语族”甚至更小的语言分类层级的情况，如“拉丁语系（指罗曼语族或印欧语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均应为语族）”以及“北方语系（实应为官话方言）”，这些都是不规范的称呼。
语言的分类最初并不是为了符合谱系树模型。语系、语族等概念最初只是将在词汇、语法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的语言进行归类的标签。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1915—2001）的推广使这些层级纳入了谱系树模型的框架，而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受到了生物学的启发。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进化论并在生物学中得到普遍接受。而此时生物分类学已经被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发明出来。林奈使用二名法为每一个已知的生物种指定了一个种名和一个属名。这些生物被按照生物层级结构排列在几个门下，最终分支到各种不同的物种，而这种生物分类的依据是观察到的物种之间共享的生理特征。是达尔文将共时的生物分类学框架套用到了他设想的“生命进化树”上。此后，这种新方法被不断优化、改善，成为了系统发育学。这吸引了格林伯格。他提出要改变谱系树模型，向谱系树加入共时分类的层级结构。这个类比中，语系类似于门，语言（语种）和方言类似于物种和变种。
历史比较法
谱系树模型是目前确定语言间亲属关系的重要模型，而确定亲属关系的基本方法论便是历史比较法。语言间亲属关系体现在遗传成分（核心语素）和创新成分（音变）上。因此，只要找到不同语言间在语义上近似或者有强关联的核心语素之间存在语音的系统性对应，便可确定同源。其在思路上属于一种反证法，假设被比较的两门（或多门）语言间不存在亲属关系，虽然一次对应并不足以证明它们的亲属关系，但如果存在两次、三次及更多的对应，那么所比较的语言不同源的概率就很小了，足以推翻不存在亲属关系的假设。
当然，历史比较法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确定亲属关系的一种方法论，还存在诸如内部构拟法、多边大量比较等方法，不过历史比较法仍然是确定亲属关系的最重要方法论，而通过这种方法确定出的亲属关系基本都在谱系树模型的框架下。
04
新的发展和谱系树模型的局限性
1. 新方法
在经典的谱系树模型成形之时，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发展到了巅峰。随着19世纪“格里姆定律”“格拉斯曼定律”以及“维尔纳定律”等音变规则的发现，历史语言学家振奋了信心，音变规则可能以词或音节位置为条件，音变中看似例外的情况也都可以在更大的视野中找到解释。19世纪晚期青年语法学派更是提出了“音变规则无例外”纲领，认为“一切音变都可以找到规律性的、还原主义的解释”的观念。而之后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通过内部构拟法提出的响音系数（原法语：coefficients sonantiques）理论，后来在小亚细亚发现的赫梯语材料中得到印证并归纳为喉音理论，这一成就将青年语法学派的理念推向顶点，被认为是近代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高峰。
内部构拟法与历史比较法不同，历史比较法是从多个后代语言着手归纳出存在系统性对应的历时音变，以确定亲属关系，并有可能构拟出这些后代的共同祖先语言；而内部构拟法则是通过考察一门语言内共时的形态变化，尝试解释共时体系内部和模型不符的例外，进行演绎式推理，并在亲属语言中得到验证。这也是“音变无例外”这一规则的极端——即任何历时的音变都可以找到背后不变的模式，在这种极端下，对于历时的强调开始淡化，语言学家们开始追求一种跨越时空不变的结构以验证亲属关系，索绪尔将其称之为“符号学的普遍结构”。
另一个与经典的历史比较法背道而驰的方法是格林伯格提出的多边大量比较法（Multilateral Mass Comparison），这种比较法直接比较大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数据，加以统计方法，以期用样本的规模来掩盖方法上不够严谨带来的缺陷。系统性对应原则并不是其主要关注的焦点，相反，该方法更注重广泛的语言数据收集和定量分析，将在表面上而不是深层模式上就具有对应关系的成分进行比较，以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从描写主义和类型学视角出发的比较方法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其成果经过后人的验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尤其是在非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格林伯格的多边大量比较法和改进的谱系树模型，为非洲、美洲、大洋洲和北欧亚等地区大量语言的分类和其亲属关系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2. 谱系树模型遇到的问题
谱系树模型在历史比较语言学走过了黄金时刻之后也开始遇到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固有问题在于它要求基于语言或更一般地说是语言变体进行分类。和生物进化树上相对较难将具体的物种一样划分出来类似，谱系树模型也会陷入具体语种的定义问题，如对于方言连续体很难区分出具体的、代表性的语言。不过由于生物学可以在共时的层面通过检验生殖隔离区分物种，语言学在此遇到的问题要更加棘手。由于往往以语种及以上的概念，而不是特征作为谱系树上的单位，而具体的语种已经是一套语言学特征的集合，谱系树模型无法处理方言连续体中共同创新的非离散分布问题。这类问题只能通过非基于树的模型解决，如波浪模型等。
谱系树模型的另一个局限性涉及克里奥尔语，以及其他混合体语言。一门语言只能有一个祖先语的假设受到挑战。因为树模型只允许向下出现分化，自然语言发生和演化的实际情况远比简单的谱系树模型所能表现的要加复杂。另外，经过人工干预的复兴语言也不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来源。
上文中，曾经提到谱系树模型是表示语言间亲属关系的模型。但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语言关系，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谱系树模型几乎完全忽视了接触关系对于语言演化的作用。即使在发生学上没有关系的两门语言之间也可能有很大的影响，语言演化是遗传、创新和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谱系树只能尽可能反映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但语言接触对于某门语言的影响则在谱系树上无法被体现出来。为了解释语言接触现象，语言学家们也提出了很多从接触关系出发的模型，后文中会详细展开。
更加实际的问题在于，在非印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谱系树并不能被比较准确、一致地画出。这一部分是由于历史比较法自身的局限，另一部分也是和非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征，及其语料和出土文献的性质有关。在很多非印欧语系语言上，方言连续体的现象更加显著，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化的影响更大，或属于混合体语言，这令谱系树模型难以很好地反映这些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南岛语系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其内部很多语言的先后分离关系尚不明确，用二分的画法无法画出谱系树，在很多参考资料中只能平行罗列。对于这类语言，谱系树的画法、语言的谱系归类常常争议不断，甚至有学者认为谱系树模型不适合对非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05
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其他模型
#01
波浪模型与方言地理学
波浪模型（wave model，德语：Wellentheorie）由施莱歇尔的学生约翰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3—1901）在1872年的《印欧语言的诸种关系》中提出。该模型认为语言变化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像波浪一样在地理空间中传播的现象。波浪模型十分强调扩散（diffusion）的概念，基本假设是语言的非线性变化，即变化并不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而是以波浪状的形式，以创新产生地为扩散原点，在地理空间中向四周扩散。这种波动性的变化意味着语言变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迅速发生，而在其他地区则较为缓慢。此外，波浪模型强调了语言接触的作用，将语言变化视为在空间中分布的现象，即语言变化可能会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生，以接触作为传播的途径。
这种注重地理因素和语言接触的思想和方言地理学密切相关。方言地理学由德国语言学家格奥尔格·温克（Georg Wenker，1852—1911）开创，他在考察德国高地德语各地区方言时发现了著名的“莱茵扇”，即某一音变在莱茵地区东西走向上呈现渐变式分布。这否定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则无例外”的口号，揭示了音变不是一夜之间瞬间完成的，而是随地理因素逐渐推进的，也与波浪模型的假设不谋而合。
图4. 莱茵扇图示
（注：由图可知，随着莱茵河从西北到东南方向，日耳曼语第二次音变涉及到的清爆发音擦化（⟨k⟩ > ⟨ch⟩, ⟨t⟩ > ⟨z/s⟩, ⟨p⟩ > ⟨f/pf⟩）越来越完整，而且最容易发生的擦化的是软腭清爆发音[k]）
当然，波浪模型也有局限性。模型涉及到的许多参数，如创新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以及接受度等参数的选择可能对模型的结果产生影响。目前尚缺乏对这些参数的系统性确定方法。而且由于现实中地理因素的影响十分复杂，涉及到地形、气候、人口分布等多个方面，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波浪模型中仍然存在挑战。此外，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该模型对较早的历史上语言变化的描述还存在局限性。 但总体上，由于考虑地理因素，强调语言接触和假设非线性变化，波浪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语言变化，尤其是方言变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成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另一个较为著名且成功的模型。波浪模型和方言地理学证伪了“音变规则无例外”的假设，其后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1962年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进一步扩展了“扩散”的含义，认为在词汇层面的音变也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从发生音变的词汇扩散到没有发生音变的词汇，这进一步否定了“音变规则无例外”。
#02
语言接触模型
语言接触也是导致语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受语言接触影响较大的语言，如果难以使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模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则可以使用接触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接触模型来反映语言的接触关系，如接触转移模型（linguistic transfer model）。接触转移模型认为语言接触会导致一个语言的语言特征被另一个语言借用或转移过去。例如，某个语言的词汇、语法结构或语音特征可能被另一个语言借用或影响，从而导致语言变化和演变，而在此基础上还有双向接触转移模型。混合语言模型（mixed language model）则认为语言接触会导致语言的混合和融合，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混合语言可能包括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特征和结构，反映了语言接触和交流的结果。例如，皮钦语（Pidgin languages）和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s）等都是混合语言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皮钦语或克里奥尔语指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类语言。其中，皮钦语是一类由不同语言的元素混合而成的混合语，通常由一种主导语言和一种或多种较小的语言成分组成，其语法结构一般都经过了简化，词汇量有限，但能够满足基本交流需要。而克里奥尔语是在皮钦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具有了稳定的语言结构和母语使用者的语言。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通常在跨文化交流和殖民地历史的背景下形成，并且可能会吸收主导语言以及其他语言的元素，形成独特的混合语特征。这两类语言都反映了跨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语言接触模型可以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变化的新机制，解释复杂多样的语言区域中的语言关系，但也存在过于特定，不能够广泛适用的问题。
由于长期共处于一个地区频繁接触，而在语言结构上产生共同区域特征的一组语言的集合往往称为语言联盟（Sprachbund）。语言联盟中的语言或同源或不同源，在词汇上有大量的相互借代，而其语法系统上存在诸多共同的结构和规则，而这主要是因为语言长期密切接触的互协作用的结果。比较著名的语言联盟有：包括西欧的诸多印欧语系语言以及乌拉尔语系（如匈牙利语）语言的标准普通欧洲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SAE)，包括巴尔干半岛周围诸多语言（如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语支语言、希腊语以及巴尔干土耳其语）的巴尔干语言联盟，还有包括突厥语系、蒙古语系、满-通古斯语系甚至日琉语系和朝鲜语系的、并在历史上存在争议的“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假说已被现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所否认，但将这些语言的关系视为长期的相互接触导致的语言联盟关系似乎比较合理。语言联盟目前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概念，相比于传统的语系语族分类，它更侧重语言接触和类型学特征的相似，并不使用历史比较法或系统性对应的原则考察关系。但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需要做出接触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区别，因此语言联盟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组地理接近、词汇重叠、特征类似的语言在确定同源之前的名称，对于建立谱系树有帮助作用，并可以减少亲属关系难以确定语言在谱系规划上的争议。
#03
计算方法与模型
此外，随着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发展出了一系列以计量和计算为核心的方法和模型，如计算机模拟的语言演化模型、网络模型和借鉴自生物学的遗传算法模型等，这些新的模型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量化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
06
结语
从最早尝试解释语言多样性的巴别塔，再到用家族谱系类比语言变化这一模型的成熟，谱系树模型，向我们直观地展示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谱系树模型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即便如此，谱系树模型依旧是我们描述语言关系的首选，这或许就是谱系树这一类比的简单和强大之处的体现。希望阅读完本文之后的你能够了解到谱系树模型的发展历史、基本内容和其局限性，并体会到语言变化和语言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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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朱思宇
校改 | 黄骁、刘驭风
指导教师 | 朱磊
排版 | 葛星辰
审核 | 王雪梅
